转自：贝壳财经
当量化交易以每秒为单位的速率掠过盘面，市场的焦虑与争议便从未停歇。
有人视之为“收割机”，有人叹其为“不公平的竞速”。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看来，这些争论大多错置了靶心。在近日举办的2026新京报贝壳财经年会“金融大会”上，吴晓求以“科技与金融双轮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为题，围绕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量化交易等热点话题分享了他近期的观察与思考。
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基石是法治，在法治基础之上，科技与金融作为两个轮子推动着经济社会持续前行。而在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波动中，量化交易作为技术迭代的产物，不应被简单视为市场下跌的原因，必须使其在规则公平的前提下接受针对性监管，最终促使其成为推动中国投资者结构市场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发言现场
量化“中性论”：技术迭代并非散户亏损的元凶
近年来，国内的量化基金规模增长迅速。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国内量化私募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1.8万亿元，“百亿级”量化私募超过60家。这些机构只占了A股流通市值的3%左右，却贡献了每天30%到40%的交易额。
来自中信证券的研报数据，截至2026年6月末，国内量化股票多头策略总规模攀升至1.83万亿元，较2024年末的7195亿元增加1.1万亿元，这也意味着量化股票多头策略在一年半时间规模翻倍。
近期A股市场出现波动，量化交易再次成为市场争议点。
对此，吴晓求表示，他对量化交易态度是中性的，“市场出现波动是正常的，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需要找到真正的原因，而非将矛头轻易指向某一类交易主体。”
他重申自己的观点，即学术研究讲求逻辑，“截至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散户的亏损是量化交易带来的”。在吴晓求看来，量化交易本质上只是交易技术的变化——“用了大模型、算力，的确它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市场运行的根本规律。
吴晓求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早期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到二级市场IPO、并购的完整链条，指出前端新资本业态的发展需要后端市场具备畅通的退出机制。股票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成长土壤，而量化交易作为二级市场的一种技术形态，其存在本身并不构成对市场根基的破坏。相反，在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量化交易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量化“进化论”：技术赋能有望推动投资者结构的市场化重塑
在吴晓求近期的思考中，他提出AI革命对资本市场具有六大影响，其中排在首位即为“重塑交易机制”。而量化交易机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声音认为，量化交易会造成市场不公，但在他的构想中，量化交易依托AI诞生，客观看其更大的价值在于推动中国投资者结构的深层变革。
回顾历史，吴晓求提出，长期以来中国散户投资者占市场主体，过去监管部门不断推动公募基金业发展、方便中小投资人购买公募基金，最终希望通过以机构专业投资为主的方式，完成我国投资者群体结构的转型，但“十几年前的实践就表明行不通”。据其解释，其原因在于一些公募基金在当时存在公信力不足、专业能力欠缺、道德底线失守等问题，“虽然不是全部，但‘老鼠仓’（现象）确实存在过”。
然而，进入AI时代，一种市场化的力量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吴晓求指出，当前倡导的资金端改革，推动大资金进入市场，并非简单的投资方式调整，而是意味着量化工具、宽基指数基金等被动投资产品的兴起，“实际上它们都会有量化的特征。”
在他看来，量化能够起到“改变投资者结构的重要作用”，推动市场从散户主导逐步迈向机构主导的时代。而这一判断建立在他对科技与金融关系的整体认知之上。
吴晓求将科技视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性原理”，而金融则是“第二性”的重要辅助，其核心功能在于“发现未来”，推动高科技企业发展。量化交易正是金融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它利用大模型和算力处理海量信息，在几秒钟内完成传统人工无法企及的分析。这种技术赋能不仅提升了市场效率，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工具选择。
但吴晓求也特别提醒，技术时代的投资对普通参与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主张通过发展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等工具，让普通投资者能够分享技术进步的红利，同时规避个人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这一路径既顺应了AI时代的技术潮流，也为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现实方案”，他说道。
量化“监管论”：针对性监管与规则公平缺一不可
尽管对量化交易持中性态度，吴晓求反复强调“要加强对量化的监管”。
他指出，量化交易与一般小投资者的交易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市场投资能力有限，对复杂未来缺乏深刻把握，盲目进入市场确实会面临很大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量化机构可以享有特权。吴晓求明确表示：“所有的投资者的规则都必须是平等的，不能有特殊规则。”在他看来，量化机构“不能有特殊交易通道，不能有特殊的交易标的，即规则和标的必须是公平的”。
吴晓求这一看法与监管层近期的动作相吻合。
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证监会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吴清同时指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除了大家熟知的量化私募，外资、公募及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一些个人投资者，都不同程度采用程序化交易的方式。”但中国证监会“充分考虑个人投资者占大多数的国情市情”，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程序化交易监管规则制度，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等。
同样在6月，据媒体报道，上交所也向券商下发通知，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明确要求券商“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
而更早之前，即2024年5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对程序化交易监管作出总体性、框架性制度安排。2025年4月，沪深北交易所亦同步发布《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细则》，对报告管理、交易行为管理、高频交易管理等事项作出全面细化规定。
吴晓求提出的“特殊监管”或“针对性监管”主张，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在承认技术进步不可逆转的前提下，确保规则公平、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他并不否认量化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拒绝将问题简单归咎于技术本身。吴晓求还结合个人投资实践说明了技术中立的原则。
据其透露，他作为金融学教授，在实际投资中，他也会借助AI的力量，但不会问“我买哪只股票可以挣钱”这种简单问题，而是会利用AI进行穿透式分析，例如查询某家即将上市的科技公司与哪些上市公司存在股权关联。在吴晓求看来，这种利用技术进行投资的方式与量化交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不能认为利用这种技术投资是有问题的。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背后的规则不公。”他说道。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黄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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