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台电视机，一口井
文｜李颖迪
我有好几年没回乡下过年了。妈妈说机会难得，要带我去村里。一是要看望小外公，二是她一直想着一件小事——去找村里的一口井。井水是热的，以前很珍贵，家里酿米酒，都要去那口井打水。
小外公七十岁了。他前年找村里的木匠打了口棺材，整天说着自己要死了。他先把棺材放到已经去世的外公外婆家里，被妈妈他们说了两句，然后把棺材挪回自己屋了。不过，村里有个说法是挪一次棺材就增一次寿，妈妈因此相信他还能再多活好些年。
走到屋子里时我闻到一股很重的霉味。小外公穿着棉衣，没有烤火，正坐着看CCTV6电影频道。《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他是五保户，没有收入，没有孩子。村里重新给他砌了房，屋顶却漏水，墙上长了霉斑。妈妈把火炉拿出来，插上电，把黑乎乎的盆洗干净，带来的糍粑泡进清水。
看不见看不见，他说，意思是有了白内障，又说，听不见听不见。要用打雷一样的声音跟他说话。阿姨们想带他去市里做白内障手术，配助听器，他都不要。他哪里都不愿意去。不过妈妈给他带东西来，东江鱼，咸鸭蛋，扣肉和糍粑，他很快抱着它们进了卧室，堆在深处。只有粑粑柑他不要，说吃了痛。也不知道哪里痛。
都说小外公年轻时也是在外面走南闯北的，最远到过海南，去给人砍甘蔗。会计之类的活也做过。四十出头的时候他才回来，学了中医，在家里种草药，据说还给人治好了乙肝。以前我也见过那些草药，种在墙上，最多的一种叫商陆，长得像乌黑的小葡萄。后来条件好了，没人找他看病了。从那以后他就总是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了。他胆子很小，夜里不敢走坟地。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也要到外公家，宁愿睡在凳子上。
现在小外公坐下了，听不清楚也看得模糊，坐下的时候正对着电视机。CCTV6播到了下一部电影。他会守着这台电视机直到住进为自己打好的棺材的那天。
下了小雨，越来越冷。我和妈妈撑一把伞，出门往前走。路上碰到的老人家一直跟妈妈打招呼，即便她们并不认识。妈妈说她是谁的女，对方就想起来了，看着我们离开。绿头鸭在黑水塘里打滚。还有一只动物的尸体，只有半边了，看不出是狗还是兔子。活着的狗跟着我们。村里现在没有瘦狗了，都皮毛发亮。
妈妈接着带我去找井，她也记不住路了。她和爸爸后来在长沙成了家，对村子来说就成了外人。就像那时候，外婆也成了外人。外婆在江边喝的农药，去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没有气了。身体运回来，村子不让进。人死了就只能出去，不能进来。所以外婆在死掉的那刻就更是外人了，在村口搭了板子，身体放在上面，后来又拖到县城去火化，然后才能回来。
外婆死掉时妈妈才十八岁，读高三，还在寄宿。她对外婆的印象很模糊了，其他人也一样，只知道外婆因为读不了书经常哭。来这个村子以后自然就一个又一个地生小孩了。生到第三个，还是女儿，我小姨后来说他们肯定偷偷想把她溺掉。现在外婆的照片挂在墙上，用的是身份证照片，所以是黑白的，还有网格蒙在脸上。
我们走到祠堂，绕了一圈，走到村子中间，然后走到河边，远远看见那口井。以前打水要走那么久，现在一下就到了，妈妈好像不相信这件事。她如今也站在了离故乡很远的地方。当她看到礼堂前面的槐树，也要停下来说，怎么变得只有现在这么小。我们就这样走到了那口井的面前。路上她听人说，现在那口井早就不热了，可妈妈还是要去。河边起了雾，还有白鸭踩着石头。一口正方形的井，底下有绿藻，长了蕨一样的东西。有人在更矮的那口井里洗白菜。井总是两口相连。妈妈伸手去干净的那口井里捞水，我也跟着捞了一把。没有很热，还是温的。妈妈忍不住说，以前这井面上都是白白的热气，现在那些热气都到哪里去了呢？她不知道。手从井里出来以后更冷了。我们甩了甩手，就这样往回走了。
关于过年我想分享的就是这样两件小事。我们拥有既可以被看作漫长也可以被看作短暂的时间，因此人高贵，因此人可怜。
2、回动物园
文｜小黄
过年回厦门，我会去中山公园里的小动物园转转。我和表姐妹的童年都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奶奶家在中山公园东门马路对面，能听到老虎的低吼。午饭后我们被要求午睡，如果干瞪眼不肯睡，奶奶就凶，“再不睡让老虎给你抓走”。
小时候家里管很严，不让出去玩。我小学在中山公园南门对面，有个同学的爷爷是公园管理员，能让我们免费玩游乐设施。有时放学，我跟同学去公园玩碰碰车，坐飞机和转转杯，玩没一会儿就紧张得要死，书包一背就往奶奶家跑。如果妈妈比我先回，我就只好骗她班里排练节目耽搁了。我妈不骂我也不打我，她只要皱起眉头用失望的目光注视我，我就已经在精神上坍缩成了一粒豆子。
以前觉得中山公园超大，怎么从儿童乐园到东门奶奶家要跑这么久呢？路过东门边上动物园都不敢进去看一眼。所以我可能根本没见过那只吼叫老虎，现在我的记忆里一点印象都没有。
奶奶是我的外婆。外婆和外公生了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又各生了一个女儿，我们一家子女的，是分外紧密的一个女性家庭。外婆不要当“外”，所以我们从小就喊外婆外公为“奶奶爷爷”。奶奶是退休语文老师，老母鸡式的大家庭核心，要把所有孩子全部笼在翅膀下。我们全家11口，下了班、放了学，全部得到奶奶家吃饭的。除夕围炉也在奶奶家，固定吃火锅，排骨汤汤底，烫各种海鲜、福州鱼丸、芋头丸和蔬菜，照例还有海蛎煎、清蒸鱼，炖一砂锅卤肉和卤蛋。饭后全家看春晚。到了9点爷爷会给大家冲雀巢咖啡，一罐咖啡粉、一罐植脂末咖啡伴侣和一罐方糖，像做化学实验那样调配，以助力全家人熬一年唯一一次夜。2006年除夕夜，我们表姐妹三个放弃了春晚，到爷爷书房用小电视看《武林外传》大结局，之后我再也没看过春晚。那时候我已经变成那种家庭聚餐时脸很臭的青少年了，整天不知道在不高兴什么。
奶奶走了以后，妈妈她们不愿意操办年夜饭，都在酒店订席。其实无所谓年节，我们家到现在仍每周聚餐，一家人就这么紧密团结、相亲相爱到永远。除了我。大学离家后，我就再也不回厦门生活了。现在我回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就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凑到他耳边，一字一顿大声说，“我——是——小——宇”。他恍然大悟地大“噢”一声，三秒之后就忘了。
有一年吃完饭，我自己去中山公园看动物，得知那只老虎早就死了。动物园里关着很多不爱动弹的漂亮鸟，小麻雀进进出出鸟笼子，偷它们的食。还有好几只孔雀，疯狂地抖屁股开屏。我想起去野外采访的时候，一个基层护林员说他见过斑嘴鸭在河面上开心地过性生活。我问，你怎么知道它开心？他说，有表情的嘛，你看它都咧开嘴笑了。旁边的生物学专家立刻指正，没有研究证明过鸟类交配时有性快感。
3、前厅
文｜温丽虹
养了新猫之后，家里乱糟糟的。它特别喜欢在前厅捣乱，展示柜上明明没有食物，它非要跳上去，把东西往外掏，往地上扫。
这次摔碎的东西里，有一对黑白猫陶偶。那代表的是我和朋友以前养的猫。那时候我们在通州合租，各自带猫住到了一起。朋友的猫是白色的，叫粽子，因为是端午节捡的；我的是黑猫，叫狗蛋，它被我领养前就叫这个名字。做宠物猫是很被动的，既无法决定住在哪里，也没办法决定和谁一起住，但它们关系很好，总靠在一块儿睡觉。
后来粽子因病去世，我便收留了这对玩偶。再后来，去年的春节，狗蛋也因心脏病走了。火化后，我把它带回了家——变成了一只圆柱形的灰粉色陶瓷罐，以及一只存着它一小撮毛发的小玻璃瓶。我把它们都安放在前厅那对黑白陶偶边。
新养的这只猫，我给它起名豹豹。它是狸花猫，长得像我在网上看到的那种猎豹。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养的猫起名字。豹豹和狗蛋完全不同。我摸豹豹时如果手重了，它会直接咬我一口。但狗蛋总是逆来顺受。它不喜欢吃罐头猫条，只吃干巴巴的猫粮，喝大量干净的水。它亲近我的方式，是在我忙碌时，找个我手够不着、但离我最近的柔软地方睡觉。它或许想亲近，又不想被随手抚摸。它黑色的毛发十分柔软，我总是忍不住用力地摸，它不喜欢，但也只会忍耐，从不反抗。
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狗蛋确诊心脏病的那天，医生递给我一个一次性纸杯，里面是小半杯淡红色的液体，像稀释过的草莓牛奶——那是从它胸腔里抽出来的。医生说情况危重。而在我这个粗心的人眼里，它此前除了睡着时呼吸重一点，几乎没有异样。后来我才知道，有的猫很能忍，生病的前半程绝不表现出剧烈的痛苦。
医生说可以试试手术，但需要先服药控制，调整身体机能。我离开北京前，狗蛋的情况已经通过服药稳定下来。医生说，顺利的话，春节后就能安排手术。
那趟回家前我就有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心存侥幸地走了。我在家里装了摄像头，狗蛋独自在北京过了几天。一天晚上，监控里它从睡梦中醒来，站起来愣神了一会儿，仿佛听到了什么，跳下了沙发。之后，摄像头再没拍到活动画面。
春节回来，当我回到北京推开家门，快速扫看了一遍，就在门后发现了狗蛋。前厅那里总是乱糟糟的，它就死在那里。它的毛发还是很柔软，但是摸上去比玩偶还冷。后来宠物殡葬的人说，春节期间因心脏病去世的猫狗很多，它们往往因独居时外界剧烈的响动而惊吓致死。
狗蛋出生在深圳的一场台风里。起初，朋友只是在暴雨将至的傍晚，好心收留了一只园区的奶牛猫。未曾想台风过境，它生了一窝小猫。四只幼崽夭折了一只，狗蛋和两个姐姐活了下来。朋友给它们起名：大姐是狸花，叫“百万”；二姐也是黑猫，叫“富贵”；轮到狗蛋，朋友有些技穷，想着是男孩子，便取名“狗蛋”，图个贱名好养活。这三个名字是它们血缘的证据，让人不忍更改。我最终领养了狗蛋。理由很简单：我皮肤黑，在那窝小猫里，只有它跟我像。
现在，前厅依然乱糟糟的。
那天，我听到动静跑过去时，豹豹已经逃跑，地上是摔碎的陶偶。我有点生气，摔碎什么都可以，但不能摔碎象征狗蛋的偶。但转念一想，这个想法很蛮横。归根结底，除了我，没有人应该为狗蛋的离世负责。
4、1938-2025
文｜王琛
我奶奶张玉英一生中最远的一次出行应该是在1993年，当时，因为腰疾久治不愈，她被带到附近一个镇子，住了有一个月那么久。在她后来的描述里，我被家人带去探望，一走到她面前，我就生气地扑上去，抱着她哭了起来——你怎么不回家呢？她说那天我是这样控诉的——最近几年，我奶奶张玉英多次描述我去探望她的这天，似乎在回味1993年的那一场遥远的亲密。现在，如果审视那一天探望的整体印象，可以确定的是，我记得她住在一间阴暗的病室，打着地铺，和一群同病相怜的人待在一起。这个晦暗的场景就是我对张玉英最早的一块儿记忆。现在，或许可以这么说了，这一记忆揭示的是已被我忘掉很久的那一块儿在我整个人生里也许面积不大但却本质性的事实：我们是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人——今年冬天，我到协和医院挂号，遇到应该是专程来到北京、站在机器前不懂操作而局促地向四周求助的一家人，她们的神色和装扮让我想起的就是张玉英——穷困最早是事实，后来是历史，然后是记忆，它们的总和使我奶奶直到八十七岁也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我可以这么下结论：她的整个生活原则就是退让——能退则退，不能退，也要退——即便遇到生命关天的事情。2021年夏季的一个雨天傍晚，张玉英在骑着三轮车过马路时被一辆赶路的松花江牌面包车撞倒在地，我们赶过去时，她的车子前轮钢圈已经弯成半圆。我奶奶坐在地上，惊恐地看着天。她焦虑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指着地上的斑马线提问：我没走错吧。那一次她的两腿安然无恙，她将其理解为神迹——天不让我死，逢人她就诉说——我想正是这次大难不死带来了更多生命上的信心，她甚至一度更健壮起来。面包车司机赔偿了我们一辆崭新的荷花牌三轮车，链条油光闪闪，我奶奶既满意又忐忑。她喜欢这辆车，但这车却是赔偿之物。几乎忍了一个月后她才敢于骑上它出门示人，然后一直骑到去年秋天。国庆节前，我回到山东省，回到她的院子，看见张玉英面色忧愁地坐在马扎上，身旁她一手种植的桂花树正在盛开。她跟我说话，但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我举起手机给她照像。
你笑一下，我说，奶奶。
她真的笑了。第二天她开始昏迷，一个月后正式去世。她死在自己宽阔明亮的卧室里，遗物至今还没收拾。现在，在我奶奶死去的第一百天，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重新想象着她的屋子，琢磨着我每次回家后又离家前她叮嘱我的生活准则：你在外面走路，要让别人先走。我以为自己从未正视她的准则。实际上，现在，在她死去后的第一百天，可以说，回头看我成年后做事情的方式，奶奶在我们穷乡僻壤的病室里1993年的神色可能已经真正地影响我了，从童年起，我早习得了找各种借口不往前去，也习得了遇到争夺就往后退、再往后退。现在，在张玉英死去的第一百天，我打着字，想着她和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可能是她不识字而我识字，我知道在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怎么生出花朵、水滴、刀锋和藤蔓——是张玉英教的——如果你见过她生前坐在院子里喂鸡，跟那些从天而降的抢食的麻雀作战的样子，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当时我奶奶举起竹竿，敲打地上的一面空空荡荡的铁盆，“咚咚咚”地恐吓它们。麻雀回到天上。张玉英看着它们，怨恨地说：
天上的鸟也来欺负我。
这句话里就有词与词之间长出的花朵，也是我奶奶张玉英遭遇的所有孤独的最好的概括——面对所有的孤独——现在，今天，在她死后的第一百天，不妨这么说，在能退则退、不能退也要退的一生中，我奶奶张玉英（1938-2025）只有在面对孤独的时候是纹丝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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